社会发展指数无疑可以扩大为真正的全球性工具，为解决社会科学中一些长久争议不休的问题做些贡献，比如物质力量和文化力量在塑造历史方面哪个相对更重要

　　我曾经说过，社会发展指数的主要贡献之一是迫使分析家分析得更加清楚明确。指数是形容需要做出解释的模式的宝贵工具，那些像我一样持这种观点的人都不得不详细地讲清自己的证据和方法。那些持不同意见者或认为指数的设计或运用不合理的人，也能够清楚地看到指数是怎样运作的，从而进行详细的批驳。争论的双方都不必陷入含糊的斥责。这种含糊的斥责在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新进化论的争论中曾非常普遍。

　　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我只关注了世界上两个地区，但社会发展指数无疑可以扩大为真正的全球性工具。我常常想，这可以为解决社会科学中一些长久争议不休的问题做些贡献，比如物质力量和文化力量在塑造历史方面哪个相对更重要。

　　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我严厉地批判了唯物主义者，提出过去1万6千年来东方和西方社会发展惊人的相似性，表明两个地区的文化特性并没有很大不同。与之一脉相承的是，每个时代都有其需要的思想(或者也许是其值得拥有的思想)。不过，这至多仍是一种假设，而一种适当的全球性社会发展指数，显然将是进一步检验这一观点的工具，将世界的不同部分视为历史的自然实验。

　　最有用的对比，也许是旧世界和新世界的对比，因为自大约公元前10000年~公元1500 年，两个时段基本上没有进行有意义的接触。欧亚大陆和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也是如此，但新世界还有另一个有利条件，使其与欧亚大陆的对比富有成果。新世界有一处像旧世界而不像澳大利亚的特点，就是在冰期结束时，也有一个包含有大量且集中的可供驯化的动植物的幸运纬度带。澳大利亚的西南部的确也有一个地中海气候区，但在冰期结束时却没有进化出同样丰富的小麦、大麦、稻子、玉米、土豆、绵羊、山羊、猪或牛，这使得驯化动植物并在本地发展出复杂社会比在欧亚大陆困难得多。

　　如果文化当真是个因变量，我们也许要指望新世界的核心地带以类似于旧世界核心地带的方式扩张，引发同样一系列后发优势、发展悖论、社会崩溃，以及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描绘的所有其他现象。

　　如果将社会发展指数扩展到新世界，就会看到类似事情的确发生了。驯化动植物首先出现在新世界的幸运纬度带，在瓦哈卡地区和秘鲁高原。随着这些地区的社会发展，城市和国家出现了，新的核心地带(即尤卡坦半岛、墨西哥河谷)在最早驯化动植物的地区旁形成了。

　　耕作(人类对植物生命周期的干预，所产生的选择压力会导致植物出现非自然的大种子)开始与驯化(人类的干预使动植物的基因发生重大改变，使它们转化为只能在人类继续干预下才能生存的新物种)开始的时间间隔，在旧大陆普遍为大约2000 年;在新大陆普遍为大约4000 年，可能是因为新世界的农作物不及旧世界的适应性强。例如，将墨西哥类蜀黍转化为玉米，比将野生小麦、大麦或稻子转化为它们的驯化品种，需要的基因转变要多得多。

　　然而，由于动植物驯化到城市、国家兴起之间的时间间隔，新世界(约3000年)比旧世界(3000～4000年)短，这被部分拉平了。在旧世界，又过了1500～3000年，像埃及旧王国和中国商朝这样的国家才变成了真正的帝国，统治着200 万以上平方千米的疆域和数千万人口。在新世界，在像莫切文化和特奥蒂瓦坎这样最早的真正国家兴起大约1500 年之后，征服者才来到美洲，切断了本土人的试验;但是在那个时候，印加和阿兹特克的扩张已经产生了与旧世界最早的帝国规模大致相当的组织。假如没有被侵扰，那么再过1000 年，它们完全有可能沿着旧世界帝国道路发展。

　　作为一名外人看新世界的考古记录，我的印象是：专家根据这份资料算出的社会发展指数，将表明美洲系统性地落后于欧亚大陆，其模式与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中提出的论点非常相符。在能量获取方面，新世界的一些农作物比旧世界的要强，但美洲缺乏役畜一定严重影响了人均可获得的能量。缺少这样有用的动物，很可能是新世界的运输中车轮使用得非常有限的很大原因，尽管在欧亚大陆，由人推动的独轮车于公元前5世纪在希腊、公元前1世纪在中国，已经显然独立地发明出来了。

　　在信息技术方面，无论旧世界还是新世界，记录文字和数字的系统都是伴随着最早的城市和国家的出现而投入使用的，然而与大约公元前1500年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实践，或者大约公元前500年中国的实践相比，中美洲和安第斯地区在大约公元1500年时对这些技术的使用，似乎仍然非常有限。

　　在战争能力方面，一些大约是在旧世界最早的国家出现的时代发明的技术(例如堡垒等)，在新世界大约也是在同样的时代出现的，但是在随后的1500 年中，这些技术在美洲的传播不及欧亚大陆快。而且一些其他技术(例如青铜武器和盔甲)，在美洲根本没有出现;由于美洲所有有可能进化为驯服马的野马品种在人类到来之后都消失了，新世界的军队无疑从来没有发明过战车和骑兵。

　　弓箭在新旧世界的命运更是有趣。弓是6万年前在非洲发明的，然后传遍了旧世界。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时，强劲有力的合成弓已经在旧世界所有的复杂社会应用了，十字弩也在中国发明了。然而，据我们至今所知，最早移居美洲的人并没有引进弓，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人重新发明了弓，直到大约公元前2300 年，阿拉斯加和加拿大的“北极小工具传统”遗址才出现了箭头。这些武器随后非常缓慢地在北美传播，直到大约公元1100年才传到中美洲，并且始终没有达到旧世界弓的精致程度。

　　相反的是，城市规模似乎在新世界的某些部分发展得比旧世界要快。到公元500年时，今墨西哥境内的古代印第安文明特奥蒂瓦坎可能已有10万~20万居民，比欧亚大陆任何地区最早的城市出现后1000年内的任何遗址都大得多。最早达到特奥蒂瓦坎可能达到的规模下限的旧世界遗址，是大约公元前700 年的尼尼微;直到公元前3 世纪时才有城市达到其上限，是亚历山大。

　　对新旧世界的这些差异的解释，可能已经具备。贾雷德·戴蒙德在其《枪炮、病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中，指出欧亚大陆比之美洲有三大地理优势，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使其在我所谓的社会发展中领先的原因。

　　戴蒙德说，首先，在冰期结束时，欧亚大陆拥有比美洲更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基础，使得亚洲西南部和东部的人们比中美洲或安第斯地区的人们更容易驯化植物和动物。其次，新世界有可能驯化的大型(即重达100磅以上的)哺乳动物，在最早的人类殖民该大陆后很快出现的巨型动物灭绝现象中大多被消灭了。最后，甚至大陆的布局都对美洲原住民不利。欧亚大陆基本上是东西走向的，因而起源于西南亚的观念、制度和实践，能够在地理学家们称之为“生物群系”的统一的生态区中传播数千英里，到达欧洲或中国。美洲则相反，基本上是南北走向的，意味着在中美洲或安第斯地区崭露头角的观念、制度和实践，只能在小股人群(相对于旧世界而言)中流传，然后才能跨越极其不同的生物群落区。因此，新世界的观念、制度和实践要很长时间才能浮现，要更长时间才能传播。

　　由于大陆数量太少，戴蒙德的观点很难验证，尽管最近一项对语言多样性的研究的确提供了至少是有限的支持。新世界的社会无疑有其独特的特色，它们有早熟的(相对于旧世界社会而言)城市化，却又较慢采用新的作战方式和信息技术，这一现象仍亟待解释。将社会发展指数延伸到全球尺度上，将更容易看出戴蒙德的地理框架是否能解释新旧世界的差异，或者我们是否需要赋予文化因素更重要的地位。(本文节选自《文明的度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