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个人的成功并不是通过“某种任性的行为或沉醉于某种任性的行为来完成，也不是通过培养某种个人特殊的个性和癖好来完成，而是通过发展一种完善的人格来完成，这种社会化的人格以自己与他人的共同价值来衡量自我的价值。”

　　从前人们的生活态度是享受当下，如今人们的生活态度变成了向人们展示我正在享受当下。很多时候人们的想法是：“天哪，我必须赶快拍张照片，贴到社交网络上以获得回应。”

　　的确，让别人看到自己日益成为人们取得个人成功和社会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在现代社会中，成功的重要标志就是自我表达能够被他人所消费—为了做到这一点，有的人在YouTube和脸谱网上传各种DIY(自己动手制作)的宣传片，而更厉害的人则选择参加商业化的真人秀电视节目，这种节目的核心就是让普通人去做不普通的事情。

　　在这类节目中，我们又一次成了生产者，然而我们的产出已不再是谷物、煤炭和钢铁，而变成了各种尴尬、凶暴、利己主义的表演，只要能抓住电视机前观众的眼球，没有什么是我们不敢做的。真人秀节目源自上镜文化，又反过来为上镜文化添柴加火。真人秀节目是追求个性化之路的必然结果，是我们冲动的社会的实时编年史。在真人秀节目中，我们可以看到冲动的社会的一切特点：参与者和潜在参与者的自恋冲动、观众追求快速直接的兴奋感的欲望，最重要的是整个社会对技术效率和金融效率的不懈追求。

　　各种电视媒体之所以喜好真人秀节目，是因为制作这种节目的成本极为低廉：参与者常常不需要任何报酬(因为他们希望通过参加真人秀节目获得暂时的知名度，并发展演艺事业)，先进的录影技术使媒体可以轻松将数百小时的录影带剪辑成各种充满戏剧冲突的剧集。在此，我们又一次看到追求高效率的商业模式如何将市场进一步推向自我，又如何将自我进一步推向市场。

　　从更本质的层面来看，真人秀节目的流行实际上将冲动的社会最核心的幻想合理化了。这个核心幻想就是：自我是度量一切事物的标准，任何能扩大自我和吸引更多人关注自我的行为(不管这些行为多么冲动、多么反社会，或者多么愚蠢)都是个人成功的标志。

　　正在研究真人秀节目现象的坎贝尔说：“真人秀传递给我们的理念就是：只要我们表现得足够反常，足够令人讨厌，别人就会注意到我们，我们就会成为明星。这种知名度不是基于个人的能力，甚至也不是基于个人的出身：这简直是最容易的出名方法。我想说的是，金·卡戴珊可能是目前全世界最有名的人，她出名的方式实在是太聪明了，她简直是帕丽斯·希尔顿的平方。然而，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出这种名?”

　　与此同时，真人秀节目还使我们看到冲动的社会最核心的失败之处：人们已经完全忘记了应该如何塑造独立可靠的自我。回顾美国历史，美国人民一直通过各种各样的DIY项目来定义和展示他们的自我：从共和国最初的日子开始，我们就是自己成就自己的个体，我们可以利用任何形式的文化元素(不论是最虔诚的宗教元素，还是彻头彻尾的商业元素)来塑造和修饰自我，我们可以把自己塑造成任何我们最想要的样子。

　　更重要的是，这种自我创造过程有时要求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从社会中撤离：爱默生、梭罗、梅尔维尔、惠特曼等19世纪的美国作家都认为，自我实现有时需要个人脱离“广阔的社会和僵死的制度”，如爱默生所说，以更好地“接受个人目标的指引”。有时候，这种自由主义理念甚至认为，当国家侵犯了个人的原则和信念时，人们应该收回对美国政治体制的支持——用梭罗的话说，这是一种“公民的反叛”。

　　然而，在这种传统的美国价值观中，在讨论自我认识时，人们从来不会把自我实现和自我沉迷混为一谈，人们也从来不认为自我创造的过程应该允许个人从社会中完全抽离。事实上，对大部分19世纪的美国知识分子而言，社会是美国人人格的核心组成部分。梅尔维尔和惠特曼都非常重视并强调这种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互惠互利关系。即使是梭罗抵制美国政治体制的行为实际上也反映了他对这个体制的热爱，以及把这个体制变得更好的愿望和决心。

　　旧世界的等级制度将公民锁定在不同的阶层和位置上，并以此确立了每个人的身份。虽然美国人宣称我们已经从旧世界中独立出来，但事实上，作为来自旧世界的移民，我们从未正式拒绝过旧世界的社会人格概念和自我定义。

　　比如，我们可以在美国流行的教育小说和成长小说中清楚地找到欧洲文化的基因。在这些小说中，自我创造是一种明显的社会化过程：主人公会经历一个拒绝社会、试图独立行动的阶段，然而，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行动的最终目的是让自己变成更有智慧、更坚强的个体，从而能够以生产者的身份重归社会。

　　社会化始终是这些个体的目标。并不存在仅仅以自我为目标的自我实现过程。用黑格尔的话说，自我创造活动的终极目标是发现一个“宇宙”，这个所谓的宇宙是指个人和更广阔的社会之间的共同价值基础。耶鲁大学的艾伦·伍德曾经写道：在这样的冒险过程中，个人的成功并不是通过“某种任性的行为或沉醉于某种任性的行为来完成，也不是通过培养某种个人特殊的个性和癖好来完成，而是通过发展一种完善的人格来完成，这种社会化的人格以自己与他人的共同价值来衡量自我的价值。”

　　然而，今天我们对自我实现的定义与上述定义恰恰相反。我们认为自我实现意味着培养任性、个性以及个人的癖好。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我们把上述特质视作个人成长的唯一途径。我们非常遗憾地看到，在现代社会中，很少有人是通过扮演社会化的生产者角色而出名的，也很少有人愿意为了公众的利益而默默努力。甚至连“努力”这一概念本身也不再受到尊重。

　　就在不久之前，我们还向我们的孩子传授这样的旧式价值观：个人的成功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需要延迟满足的毅力，需要控制自己冲动的能力。然而，如今当我们的孩子环视周围的社会，他们已经很难看到这样的价值观了。在他们的心目中，父母或祖父母付出了艰苦的努力，长期保持着耐心，理性地控制自己的热情，然而这些普通劳动者仍然像破旧的沙发一样被时代所抛弃，而投资银行家和真人秀节目明星却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赚取了大笔现金。

　　在这样一个浮躁的社会中，难怪作弊会在高中和大学中日益盛行。在网络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大学生甚至高中生长期坚持录制各种自拍视频，他们虽然身处极为简陋的环境，却时刻幻想着能把数百万的观众点击量换成现金。

　　布赖恩·罗宾斯拥有一家名为“超棒电视”的公司，这家公司在YouTube 网站上开设了很多面向青少年及8—12岁儿童的频道。在接受《纽约客》杂志采访时，罗宾斯曾这样说道：“如果你有机会和今天的孩子们谈话，你会发现他们最关心的就是怎样出名。他们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出名。”

　　确实，我们今天的文化就是这样，只要能获得免费的午餐，任何手段都可以。坎贝尔说，如果你问一位20岁的青年如何才能致富，你通常最可能听到以下三个答案：“一是我可以通过参加真人秀变成明星;二是我可以创立一家网络公司，并在一周内将公司销售给谷歌;三是我可以去高盛投行工作，这样老年人就会乖乖地把钱送给我。”坎贝尔说：“你看，这就是现在年轻人赚钱的三种途径。在这些人眼中，努力工作根本不能带来任何好处。”

　　如今，我们的社会已不再对长期承诺提供任何奖励，也不再鼓励人们关心除了自己以外的其他任何人。这种冲动的社会培养出大批自恋型人格的个体并不奇怪。坎贝尔认为，自恋型人格的商业高管尤其适合现代社会这种对快速结果提供高额奖励的商业文化。他说：“在这些CEO的努力下，我们拥有了很多高风险项目，而这些项目并不总是能带来高回报。更糟糕的是，这种高风险型人格通常还伴随着低道德标准的特质，这两种特点常常同时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

　　坎贝尔认为，自恋型人格的人在流动性高的社会中还有另外一项重要优势：在不断更换工作伙伴或者去新的社区生活的过程中，自恋型人格的人更容易适应新的群体以及新的社会关系。因为自恋型人格的人拥有过度膨胀的自我意识，这能“帮他们营造出充满自信的形象，这对面试很有好处。在很多与销售相关的领域，这种自信的形象也很重要。这和恋爱约会是一个道理。自恋型人格能够帮助人们更容易地开始一段新的恋情，但是却不利于长期保持恋情。”

　　不用说，自恋型人格对于消费者经济而言是一种非常理想的人格类型，因为消费者经济的目标就是利用人们永恒的不安全感、不满足感，以及对占有的渴望来牟利。用坎贝尔的话说：“如果你想建立一个最完美的消费者社会，那么你最需要的是什么呢?你最需要的是焦虑、傲慢，把一切都看作理所应得的消费者。你最希望看到这种同时拥有焦虑和傲慢的双重人格的消费者。而我们的消费者经济也确实培养出了大批这样的人。没有人可以利用人的谦卑赚到钱。”(本文节选自《冲动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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