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道峰，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

　　何道峰：善心的力量，人类的方向，听了大家讨论以后，我又改了两个字，公益的力量，文明的方向。因为听的东西太多了，不能立刻全部消化，所以这个总结只能是试总结，因为今天在座各位的发言确实是非常深刻：傅军老师带着我们到哲学、经济的领域去遨游，李老师从我们市场经济要假定人性、对人性的假定、对条件的假定和做公益需要对人性有一种善的假定这样一种很深刻的思想谈起，邓教授是用数据展现了中国公益现在面前的困难和难题，腾讯的代表也展示了他们用互联网的方法搞社会公益。我们所有发言都很精彩，既广又深，今天是“高广深”——来的人很高，话题很广，讲的很深，所以我们今天的讨论可以定义为“高广深”。

　　对于我们在这样一个时点上，在北大——中国最高学府——这个地点上讨论这个问题，可以对这个点有一个记录，对我们今后在推动这个领域有益。在座的很多人都是这个领域的精英。

　　我大概讨论三大块：第一，怎么来看公益，或者是善心。第二，中国人现在面临的困惑。第三，我们到底怎么办?总结起来，问题都在这三个框子里面，我用这三个框子装进去。

　　第一，公益的水平参与度和效率是现代文明标志的一个标尺，现代公益，而不要用善心，简单的传统慈善概念很好，现在的慈善概念更能够贴近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我们讲到善心，扬子云说善心常常跟伪善联在一起，我觉得人性的开发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是我们傅老师在发言里面一直讲的概念，我觉得确实是很重要的，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我们要从人性来讲，可能比简单的讲善心要深一点。

　　现代化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城市是人类几千年的梦想，其实现代化最后的结局，就是大家都住到城里来了，这是基本结局。现在中国发生的变化，之所以我们受不了，之所以我们现在感到很难受，我们大家很有意见，有很多的怨气，就是因为大家都住到城里来了，不但生活方式不同，消费方式不同，而且人类整个思维方式也不同，所以城市化这件事情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现在综观世界，这个国家发达不发达，是中等发达还是最高发达，都用GDP来表示，其实GDP的表达非常不准确，但是如果用城市化去衡量的话，就非常准确。一个不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不会超过20%，我们要建成中等发达国家，基本上是60%左右，我们今年刚刚到了50%。我们现在还是一个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不能称我们是中等发达国家。中国人叫小康社会，那不重要，经济学讲是60%。如果你要称之为是一个发达国家，一定是城里人占到了80%，我们相当于25年前的南韩，现在南韩住在城里的人是85%了，美国是97%。

　　住到城里一直是人类的梦想，古巴比伦被上帝给灭了，包括古雅典、古罗马、君士坦丁堡、清明上河图到现代化城市，其实这个离我们并不是很远，其实两百年以前的城市是没有法律的，250年以前在法国巴黎有一条法律，规定不可以往楼下倒屎倒尿，法律颁布了20年以后没有人理它，还是往下倒，后来又颁布了一条法律，说往楼下倒屎倒尿以后，要大喊三声有人吗，直到发明了抽水马桶，直到有了下水道。现代城市离我们其实就是这么近。

　　为什么有现代城市，现在中国这个城市每年两千万的进程，这个过程里面依存于现代市场制度的构建和推动，真正的构建现代城市是从有了市场经济制度的角度来讲的，有了CITY，罗马人就尝试过了，但是罗马人失败了。

　　CITY这个概念，基督教文化一直对市民的CITY进行探索，除了上帝之外，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新教说你们见不到上帝，我把唯一的儿子派给你们，让你们成兄弟，让他因为你们的谎言而死在你们的手里，因此说人要相互地爱，基督教讲了三个东西，第一个要爱上帝，第二个要爱邻居，第三要爱你的敌人。他一直在探索这个，我们都是平等的，每个人的权利都是一样的，这个探索持续了几千年。文艺复兴对这个也是一个探索，是一种人性的探索。最后罗马成了裁判所有宗教唯一的地方了，让每一个人跟上帝见面，直接跟上帝接触，不需要中间的教父，这些都是在进行人性的探索和改革，这个路子走的很多。

　　在这样一种人性改革的推动下，有了现代的社会的制度、现代公司制度和市场运行制度的创立，这个创立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刚才傅老师谈到了公司制度的创立，为什么西班牙最早开发了新大陆，但是他们没有富起来。公司制度的核心就是有限责任，不是无限的，不是父债子还。有限公司制度把有限责任和公司内部的这套三权分立的管理制度引进了这个社会，创立了一个现代文明的管理和一个有限责任的社会。

　　公司制度里面，有三个核心问题，第一是要平等，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组建公司。第二个是公平公开的法律体系，第三个是独立的裁判。这个系统创立了以后，才有现代的城市，才有现代的文明，在这样的前提下推广创新。创新的速度之所以很快，跟这个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现代的文明经历了火车时代、汽车时代、飞机时代、互联网时代，基因时代再过十年可以到来，跟互联网混在一起，这个时代会是什么，我们无法想象。

　　1834年这个地球上有一亿人口，1924年地球上首次超过了10亿人，现在是67亿，2050年是90亿，2100年是200个亿，当然这是按我的算法算的，也差不多该毁灭了，所以用互联网和基因工程两大科学可能会终结人类。

　　现代文明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困惑，这个困惑就是物质文明发达上升，但是幸福指数下降。我刚从非洲的苏丹回来，我们看苏丹人民简直就是水深火热之中，但是苏丹人民的幸福指数远比中国人民高。那里的人没有这么多的痛苦，也没有这么多的抱怨，我看他们每天都载歌载舞的，有嘴就会唱歌，有脚就会跳舞，很幸福。物质上的发达不见得就是这样一个东西，不见得就会带来幸福。

　　比如说基督教教义中的责任推广，台湾人间佛教的探索，佛教开始做慈善，把慈善推广到社会中去，救助别人，这是台湾做的探索，很有价值。真正比较大的变化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很多官方的非政府组织，同时下面的民间的非政府组织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邓国胜是专家，他一查就知道了，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分界线，整个发达世界里面的非政府组织的成长速度是爆炸性的。尽管以前也有一些大慈善家，但是真正爆发的时候是二次世界大战，这是对人性一个很巨大的开发，事实上就是创造了现代公益，说到底是超越个人与家庭，来构筑一个公益的空间。

　　个人也好，家庭也好，这个形式都属于私人空间，超越这个私人空间以后去管别人的事，这是共建公共空间，管别人的事也很复杂了。在市场经济这样一个条件下，构建另外一个物质文明的空间，这件事情是二战以后开始的。今天我们讨论现代文明，这个讨论隐隐约约的不要简单的用慈善来定义，如果从公益的概念来看更好，更能体现社会发展到今天的尺度。

　　有人讲我们古人就有，那时候跟今天的概念是不一样的，今天是通过超越我个人以后，不仅仅是捐钱，捐钱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把精力和时间花出来，去管公共事务。我们现在一个小区有多少人住在里面，我愿意花时间去参加物业管理委员会，然后去把我们的物业给管起来，然后把楼道里面的那些臭鞋给放到家里去，把小区里养狗、养猫，拉屎拉在小区里，或者是每个人出去遛狗、遛猫的时候带一个东西，把屎给收走，我觉得是从简单的事情做起的，而不是从很大的事情。很小，很简单的事就是公益的萌芽。

　　并不是慈善家拿出很多钱来就代表现代公益，拿出钱还要找出适当的方法。美国的慈善之父卡耐基，他的整个收入比现在比尔盖茨大的多，他的个人财富占美国GDP的4%，现在盖茨占0.3%。但是卡耐基在生前把他的财富全部散尽了，他主要是建公共图书馆，建医院和大学，现在美国几乎每一个州都留有卡耐基的财富，他不仅做这个事，而且去问责，他自己研究怎么去管理捐款，怎么有效率，后来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说其实管理好善款比捐钱本身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