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道峰 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

　　要说2010年最满意的事情，那就是我和我的团队，在中国灾难发生的每一个时刻，都切实做了些事。

　　年初西南旱灾，河水断流、水井干涸、农田龟裂，百年不遇。我们基金会立刻启动了“甘霖行动”，募捐2.5亿元帮灾区群众解决粮食、饮水及恢复生产的各种问题，助他们渡过难关。

　　接着是玉树地震，我们的紧急捐助计划也在第一时间启动，为玉树调拨了帐篷、棉被和食品等。这次我们募捐到了一亿五千万元善款。

　　我们坚持用专业的方式引导慈善行业，从而设立“消除贫困奖”，力图让被评选的单位和个人不仅作为道德上的昭示，更成为技巧和方法上的示范。很多时候，仅靠道德的力量并不够，不能传统地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做慈善。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些具体的做事方法和技巧。对“消除贫困奖”来说，这个严谨、公正的评选过程本身，意义就大于评选结果的意义。

　　12月，广州全民论坛敲响了中国扶贫基金会“全民公益行动”的锣鼓。中国现在有了一个全民公益发展的环境，人均年收入达到4000美金，城市化达到50%，而伴随经济发展的是公民幸福感的流失。为此，我们与中国银行(2.92,0.02,0.69%)合作搞了小额捐赠的“月捐平台”。这是个标准化、可记录、能查询、能反馈的载体，可以实现善款用处的查询，与受益人互动，并获得参与公益的自豪感和个人价值的社会认同感。

　　我们还在苏丹捐建了妇幼保健医院，并配备设备、医护人员，在全国征集志愿者。随着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通过全民外交，可以立体和多层次地彰显和承担国家责任。我们应该有这种角色转变的意识，进行国际捐助也责无旁贷。

　　我经常说要做，“做”是个执行力的问题。西南旱灾的时候，曹德旺捐了两个亿，要求分发给10万户灾民，误差率不能超过1%，这是个几乎很难完成的任务。我们与当地政府配合，又发动六七百名志愿者核实信息，最终还是实现了。这就是企业家为什么不直接发钱而选择把钱捐给我们，由我们去用的原因。我们用执行力证明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走过2010年，我看到了平民意识的觉醒，平民超越自身去干预和管理公共事务，去“管闲事”，就会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改变;我看到了企业家精神的融入，中国企业家大都有慈善之心，他们用管理经验植入慈善领域，追求效率、资源的合理分配，推动慈善进步;我看到了名人效应的作用，像李连杰、杨澜等大批名人的热心参与，利用影响力和公众认可度让更多人加入慈善行列;我还看到学术界的“务实风”，不再是一味抱怨、攻击政府，而是对话、交流、协商、求同存异，比如玉树震后五部委征缴捐款，大家更多地从理性角度来寻求一种最好的解决方式;还有，就是看到你们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放弃别的行业诱人的待遇，投身公益领域，对社会主流思想和其他优秀年轻人，都是很好的榜样。这些力量凝聚起来，对整个慈善业发展是股强大的助推力。

　　当然，能不能有好结果，要看每个个体通过具体实践，能否进行很好的整合。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也需要反思，加大法律力度，减少行政干涉，等等。

　　2011年的第一天，我问自己，到底做了什么?我希望每个人都对自己提类似的问题，并尝试用行动去回答：慈善未来的理想海洋，我们究竟为之倾注了多少汗水?做吧!对自己严格，对社会宽容，改变慈善进程——慢，却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