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山420地震的紧急救援再一次使民间的公益慈善力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汶川512地震的民间救灾相比，我们欣喜地看到，民间公益慈善的行动总体上正逐渐由混乱变得有序，由悲情转为理性。从以壹基金、腾讯基金会为代表的民间资源动员的有效体系到以华夏救灾中心、壹基金联合救灾联盟等为枢纽的系统的救灾平台，我们都能看到来自社会的公益慈善力量的质的飞跃。如果说汶川地震救灾使得志愿者被社会主流所认可,让2008年成为志愿者元年，那么芦山420地震救灾很有可能让我们看到组织化的民间公益力量的兴起，一个公民公益的时代正在到来。

　　如果超越这种地震救灾的戏剧性场面去看，那么这种民间公益的兴起并非昙花一现，而是在计划慈善体制的缝隙间长期顽强生长出来的新的社会结构要素。在过去的三十年间，虽然市场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中国的慈善体制却仍然处于计划体制的阴影中，大部分慈善行为仍然是政府主导，指令摊派，而且慈善行为也常常被过度政治化，这种计划慈善和市场经济已经格格不入，其不透明和官僚化的组织也很容易受到普通民众的质疑和不满。在这次救灾中，红十字会募款所受到的冷遇以及北京市民政局的劝募在网络上遭到的抵制都反映出这种计划慈善的体制能量已经走到了尽头，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呼吁国家在保障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的同时，要让慈善事业回归民间，激发民间慈善的活力，也应该由此改革相对应的社会管理体制。

　　市场经济推动了普通人更多的身份平等，这也使得公益慈善事业不仅仅是富人的专利，而是成为人人都能参与的全民公益。这种全民公益的实质就是公民公益，它强调普通的公民通过志愿行动来实现公共利益或者公共价值。这种行为方式与市场行为和政府行为的不同是：第一，它是志愿的，而非被迫的，它是普通人自愿地不计报酬地实现自助、互助和他助;第二，它是公共的，而非个人的，作为公共行为，公民公益或者追求公共利益，或者展现公共价值;第三它是公民性的，这种公民性体现在它试图超越以往国家主义的计划慈善和纯粹个人性的施舍行为，强调公益慈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惠关系，是一种情感和价值的礼物交换。除此之外，公民公益还寻求官民共识，强调以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合作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因为这是一条公民自发、自愿和自主的道路，因此公民公益并不存在着一种整体的规划，它常常是自发的，自主的和独立的，但同时它也常常是散漫的，脆弱的，容易自生自灭。不过即使这样，公民公益如果能得到政府和公众的整体支持和鼓励，那么公民公益仍然可以成为整个中国慈善事业的重要动力。

　　不过，公民公益作为对计划慈善体制的超越，并不仅仅是推动慈善事业的转型，而且还可以推动整个社会体制的转型。在经历了三十年经济体制转型以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一方面社会结构急需改革，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社会矛盾凸显，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这个时候也急需官民之间能够良性互动，防止解决矛盾的暴力化倾向，形成理性的公民秩序。正是在这个关键时期，公民公益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转型的重要动力，首先在于公民公益可以给普通公民参与公共生活提供一条柔性理性的管道。社会体制改革关键在社会能够有公众广泛有序地参与，而公民公益是普通人个体面对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社会问题和困难而志愿地去寻求方法加以解决的过程。因此它并非只是表现在大灾大难中英雄壮举，而更多表现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帮互助。这就使得作为日常生活之地的社区成为公民重要的参与空间。这也是公民最容易参与的公共生活。而只有社区的公共生活活跃起来，整个社会才能充满活力。公民公益的重要作用在于激活基层社区，为整个社会治理的多元共治积累社会资本，同时直接带动社区治理的民主参与。

　　但更重要的，公民公益对于社会体制改革的作用还在于培育社会组织，推动社会组织的成长。社会体制建设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社会本身有能力自我组织，自我解决社会问题。当前社会组织中最能够迅速成长的就是各类公益慈善组织。人们在社区志愿参与的基础上，为了解决社会问题，很容易跨越社区，逐渐使自己的志愿行为制度化和规范化，这就形成各类专业性的公益组织。这类公益组织并不需要行政动员或者政府资源，就可以自我发展，而且因为要获得捐赠者和服务群体的信任，它还必须要追求组织创新，提高公益服务的执行效率、提升组织的公信力以及谋求更大范围的影响力。这些一线公益组织的发展，还会逐渐形成整个公益组织的生态价值链条。包括直接服务的民间公益组织和提供资金资助的基金会、也包括国际机构、企业CSR和政府的购买服务部门，这些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与创新逐渐会形成社会组织的一个自我循环的公益生态。例如壹基金以基金会为枢纽，链接救灾联盟中的众多草根NGO和腾讯等企业平台的种种捐赠，围绕着救灾建立了一条很有效的价值链。社会组织的成长可以在不触动政治格局发生根本改变的前提下，提升社会自身的力量增长，也能使得社会能够有力量和政府、企业一起化解当前日益紧张的社会矛盾，解决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

　　再次，公民公益还可以直接影响社会政策过程，直接推动社会治理机制的改革。和传统慈善的单纯的救助不同，公民公益还强调助人自助，也强调整个社会政策的完善。社会政策直接面对老百姓的民生和发展问题。其政策过程并非是政府单方面促成，而往往是利益相关方通过公益倡导等方式来影响相关法规和社会政策的创新，促进受助群体的权益的保障。因此公民公益也包含公益倡导的内容，通过公益人或公益组织对政府的表达、要求、沟通和对话，使得政府能够调整政策，改变制度，以满足民生和社会发展需要，从而实现社会的善治。2011年邓飞等人带动的免费午餐到水污染议题都很好地体现了公益创新如何带来社会政策的变革。

　　最后，公民公益对社会体制改革最长远的推动是它能不断培育出积极公民。社会体制改革虽然关注制度的改革，但好的制度也需要好的公民来推动和实施，制度才能真正成为可以落实的制度。积极公民是指那些敢于积极担当社会责任的公民，从汶川到芦山，我们都能看到在公益慈善的行动中比较容易涌现出无数这样的积极公民。我们今天谈到很多的社会创新家，很多就拥有积极公民的精神。他们最重要的特征是可以以公民价值观为核心，进行资源整合和动员，推动各类公益慈善的行动。公民公益需要通过激活以往的中华公益慈善传统，需要改革当前的教育、传播和知识生产机制，通过这种改革，使得更多的积极公民从公益慈善事业中涌现出来。

　　推动参与，组织社会、改善治理和培育公民构成了公民公益推动社会转型的四种途径，社会转型不仅仅需要自上而下的推动，更需要自下而上的普通人的努力，虽然人们常说，有什么样的国家就有什么样的公民，但从另一面看，有什么样的公民，也将决定我们有什么样的国家。未来中国的转型正蕴藏于每个参与公益的普通人的转变之中。

　　芦山420地震的紧急救援再一次使民间的公益慈善力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汶川512地震的民间救灾相比，我们欣喜地看到，民间公益慈善的行动总体上正逐渐由混乱变得有序，由悲情转为理性。从以壹基金、腾讯基金会为代表的民间资源动员的有效体系到以华夏救灾中心、壹基金联合救灾联盟等为枢纽的系统的救灾平台，我们都能看到来自社会的公益慈善力量的质的飞跃。如果说汶川地震救灾使得志愿者被社会主流所认可,让2008年成为志愿者元年，那么芦山420地震救灾很有可能让我们看到组织化的民间公益力量的兴起，一个公民公益的时代正在到来。

　　如果超越这种地震救灾的戏剧性场面去看，那么这种民间公益的兴起并非昙花一现，而是在计划慈善体制的缝隙间长期顽强生长出来的新的社会结构要素。在过去的三十年间，虽然市场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中国的慈善体制却仍然处于计划体制的阴影中，大部分慈善行为仍然是政府主导，指令摊派，而且慈善行为也常常被过度政治化，这种计划慈善和市场经济已经格格不入，其不透明和官僚化的组织也很容易受到普通民众的质疑和不满。在这次救灾中，红十字会募款所受到的冷遇以及北京市民政局的劝募在网络上遭到的抵制都反映出这种计划慈善的体制能量已经走到了尽头，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呼吁国家在保障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的同时，要让慈善事业回归民间，激发民间慈善的活力，也应该由此改革相对应的社会管理体制。

　　市场经济推动了普通人更多的身份平等，这也使得公益慈善事业不仅仅是富人的专利，而是成为人人都能参与的全民公益。这种全民公益的实质就是公民公益，它强调普通的公民通过志愿行动来实现公共利益或者公共价值。这种行为方式与市场行为和政府行为的不同是：第一，它是志愿的，而非被迫的，它是普通人自愿地不计报酬地实现自助、互助和他助;第二，它是公共的，而非个人的，作为公共行为，公民公益或者追求公共利益，或者展现公共价值;第三它是公民性的，这种公民性体现在它试图超越以往国家主义的计划慈善和纯粹个人性的施舍行为，强调公益慈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惠关系，是一种情感和价值的礼物交换。除此之外，公民公益还寻求官民共识，强调以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合作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因为这是一条公民自发、自愿和自主的道路，因此公民公益并不存在着一种整体的规划，它常常是自发的，自主的和独立的，但同时它也常常是散漫的，脆弱的，容易自生自灭。不过即使这样，公民公益如果能得到政府和公众的整体支持和鼓励，那么公民公益仍然可以成为整个中国慈善事业的重要动力。

　　不过，公民公益作为对计划慈善体制的超越，并不仅仅是推动慈善事业的转型，而且还可以推动整个社会体制的转型。在经历了三十年经济体制转型以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一方面社会结构急需改革，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社会矛盾凸显，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这个时候也急需官民之间能够良性互动，防止解决矛盾的暴力化倾向，形成理性的公民秩序。正是在这个关键时期，公民公益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转型的重要动力，首先在于公民公益可以给普通公民参与公共生活提供一条柔性理性的管道。社会体制改革关键在社会能够有公众广泛有序地参与，而公民公益是普通人个体面对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社会问题和困难而志愿地去寻求方法加以解决的过程。因此它并非只是表现在大灾大难中英雄壮举，而更多表现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帮互助。这就使得作为日常生活之地的社区成为公民重要的参与空间。这也是公民最容易参与的公共生活。而只有社区的公共生活活跃起来，整个社会才能充满活力。公民公益的重要作用在于激活基层社区，为整个社会治理的多元共治积累社会资本，同时直接带动社区治理的民主参与。

　　但更重要的，公民公益对于社会体制改革的作用还在于培育社会组织，推动社会组织的成长。社会体制建设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社会本身有能力自我组织，自我解决社会问题。当前社会组织中最能够迅速成长的就是各类公益慈善组织。人们在社区志愿参与的基础上，为了解决社会问题，很容易跨越社区，逐渐使自己的志愿行为制度化和规范化，这就形成各类专业性的公益组织。这类公益组织并不需要行政动员或者政府资源，就可以自我发展，而且因为要获得捐赠者和服务群体的信任，它还必须要追求组织创新，提高公益服务的执行效率、提升组织的公信力以及谋求更大范围的影响力。这些一线公益组织的发展，还会逐渐形成整个公益组织的生态价值链条。包括直接服务的民间公益组织和提供资金资助的基金会、也包括国际机构、企业CSR和政府的购买服务部门，这些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与创新逐渐会形成社会组织的一个自我循环的公益生态。例如壹基金以基金会为枢纽，链接救灾联盟中的众多草根NGO和腾讯等企业平台的种种捐赠，围绕着救灾建立了一条很有效的价值链。社会组织的成长可以在不触动政治格局发生根本改变的前提下，提升社会自身的力量增长，也能使得社会能够有力量和政府、企业一起化解当前日益紧张的社会矛盾，解决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

　　再次，公民公益还可以直接影响社会政策过程，直接推动社会治理机制的改革。和传统慈善的单纯的救助不同，公民公益还强调助人自助，也强调整个社会政策的完善。社会政策直接面对老百姓的民生和发展问题。其政策过程并非是政府单方面促成，而往往是利益相关方通过公益倡导等方式来影响相关法规和社会政策的创新，促进受助群体的权益的保障。因此公民公益也包含公益倡导的内容，通过公益人或公益组织对政府的表达、要求、沟通和对话，使得政府能够调整政策，改变制度，以满足民生和社会发展需要，从而实现社会的善治。2011年邓飞等人带动的免费午餐到水污染议题都很好地体现了公益创新如何带来社会政策的变革。

　　最后，公民公益对社会体制改革最长远的推动是它能不断培育出积极公民。社会体制改革虽然关注制度的改革，但好的制度也需要好的公民来推动和实施，制度才能真正成为可以落实的制度。积极公民是指那些敢于积极担当社会责任的公民，从汶川到芦山，我们都能看到在公益慈善的行动中比较容易涌现出无数这样的积极公民。我们今天谈到很多的社会创新家，很多就拥有积极公民的精神。他们最重要的特征是可以以公民价值观为核心，进行资源整合和动员，推动各类公益慈善的行动。公民公益需要通过激活以往的中华公益慈善传统，需要改革当前的教育、传播和知识生产机制，通过这种改革，使得更多的积极公民从公益慈善事业中涌现出来。

　　推动参与，组织社会、改善治理和培育公民构成了公民公益推动社会转型的四种途径，社会转型不仅仅需要自上而下的推动，更需要自下而上的普通人的努力，虽然人们常说，有什么样的国家就有什么样的公民，但从另一面看，有什么样的公民，也将决定我们有什么样的国家。未来中国的转型正蕴藏于每个参与公益的普通人的转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