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尖对麦芒”,邓锋、汪潮涌、张醒生等著名投资人激辩影响力投资
2018-12-23 10:55:00     作者:中国慈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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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论坛2—影响力投资:趋势与路径

  12月18日,首届全球慈善家论坛暨慈善家之夜,在北京柏悦酒店隆重举行。

  全球慈善家论坛(The Global Philanthropists Forum)是慈善家联盟(Philanthropists Circle of China,简称“PCC”)的开放性年度盛事。PCC的理事与各界领袖一起共话公益慈善议题。该论坛定位于汇聚全球慈善领袖的思想平台,讨论中碰撞思想,以创新驱动未来。

  首届论坛上,第二场圆桌论坛主题为“影响力投资:趋势与路径”,由红杉资本公共和公益事务部总经理慕林杉主持,北极光创投董事总经理、慈善家联盟理事邓锋;芝加哥白沙投资基金合伙人、美国印刷大王当纳利家族第五代、全球慈善家族协会成员 Elliott Donnelley;信中利资本集团创始人、董事长,信中利公益基金会创始人、慈善家联盟理事汪潮涌;道同投资创始合伙人、永续自然资源保护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慈善家联盟理事张醒生;香港天天向上(影响力投资)基金创始人兼合伙人应琦泓五位嘉宾进行了“针尖对麦芒”的辩论。

  以下为该圆桌论坛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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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杉资本公共和公益事务部总经理慕林杉

  慕林杉(主持人):咱们这场对话要谈论“影响力投资:趋势和路径”,我觉得挑战不小,各位都是投资领域和慈善领域的大咖,我却是一个学生,所以我会努力试一试。我看咱们几位可以初步分为两类,一类是已经下海的,还有一类可能是在海边观望或跃跃欲试的,要是同意可以示意我一下…看来不太同意。好,咱们聊聊看为什么不同意吧。说到影响力投资,今天在场的各位都不陌生,但是对于大众来说,似乎影响力投资是一个新鲜的词汇,它和我们看到的“投资”长得很像,又不完全像。有人说它是新的商业,也有人说是公益的升级。资料显示,2007年的时候洛克菲勒基金会第一次提出了影响力投资这样的概念,之后影响力投资又被业界认为是投资的投资门类。究竟这个概念我们从投资行业的角度如何理解呢?我想先请两位已经“下海的”人,因为他们已经有经验了,请这两位嘉宾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影响力投资到底是什么。

  首先问一下“慈善男神”Elliott Donnelley,在你的心目中除了兼顾社会和商业价值之外,影响力投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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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白沙投资基金合伙人、美国印刷大王当纳利家族第五代、全球慈善家族协会成员Elliott Donnelley

  Elliott Donnelley:非常感谢,很荣幸能够来到今天的会场,感谢慈善家联盟理事长沈国军先生举办今天这样一个盛会。其实刚才主持人已经给我们介绍到了关于影响力投资的定义,是希望能够撬动社会和商业的价值回报率。在这里首先需要关注的就是我们的初衷是什么。在整个金融市场上,根据现代企业投资原则,任何传统的投资主要专注于把股东利益最大化。在中国我们有养老金(注:社保基金),还有其他的主权基金等等,有一系列的法律权益进一步把股东投资利润最大化,这是传统的投资。我们知道企业做了很多好的事情,但是同时也做了很多不太好的事情。资本投资者的初衷是追逐利润最大化,很多人都说我们在投资上有的事做得不是特别好,我们知道谷歌,他们通过投资做了很多好的事情。如果投资过程中只是希望把股东利润最大化,我们可以通过现有的金融系统来追踪和监测它的成功,是不是能够给股东提供最大的回报率,这个模式还是存在。我们称自己为影响力投资者,必须要为第二部分承担责任,就是我们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力。不仅仅是普通的影响力,我们所创造的影响力和市场出现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因为在当今世界,在很多国家越来越多的人都在谈影响力投资,我担心的是我们正处在风险当中,主要思考的还是传统的投资,但是并没有考虑投资所带来的影响力。如果作为企业自己不高标准,高要求,没有影响力测量,不通过投资给社会带来影响力,可能就会在未来的行为当中产生一些误导。

  举个例子,我们的家族也在很多公司和企业里进行投资,其中一个是位于巴西的咨询公司。当时在巴西有一个企业家希望能够给无家可归者提供医疗服务,巴西有上百万的无家可归者,他们都无法接受医疗服务。我们投资之前先问企业家要解决什么问题,可能会有一些临床性的医学研究,对社会有很大价值,还可以让人们赚钱。但是如果我们不专注要解决的问题,投资之后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力,后续如果不投资会怎么样?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进行了投资,当时在市场上没有专注于流浪汉的医疗服务,也没有相应的解决方案。我们的初衷是什么?是不是能解决社会面临的大的问题。我们给公司进行投资,给那些低收入群体提供可支付起的医疗服务,让5000万人能够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这是10亿市值的公司。我们有投资者,在项目当中进行投资,有很多投资者是专注回报率,如果这个公司的成立之初就是给5000万看不起病的人提供医疗服务,那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公司给富人群体提供医疗服务,赚的钱更多,我们做的投资就是要给低收入群体提供医疗服务。

  关于影响力投资,我们希望通过投资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问题。通常情况下,人们在投资的初衷就开始出现分歧,所以一定要专注投资初衷。我们有资本,要用资本来解决社会上所面临的问题。我们还有新的慈善资本,主要是把影响力的回报最大化,调控风险使社会效益最大化。我们可以解决问题,可以为公司创造一种机制,进一步保持投资初衷——给社会带来影响,影响力投资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机会。作为投资者,我们要非常谨慎,我们希望如果有人愿意参与到影响力投资,必须要了解投资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有很多人说我们的投资是高标准,高要求的,我们要进一步确保最终投资的初衷,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告诉自己和他人我们是影响力投资,是对社会做出有意义的投资。其实在我而言,并不专注我们是不是做出正确的事情,主要是专注解决的问题。

  慕林杉:解决问题,保持初心,在刚才的分享中多次出现,密度很大。应总,天天向上投资基金一直在关注着这样的领域,你们还是中和农信重要的投资伙伴,在你看来影响力投资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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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天天向上(影响力投资)基金创始人兼合伙人应琦泓

  应琦泓:非常荣幸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交流。主持人问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定义,天天向上在这个行业做的时间不算长,10年的时间。在10年当中我们看到社会影响力的定义变了很多次,这是这个行业的特性,有很多定义。什么叫社会影响力投资,或者说叫可持续投资,它的定义一直在发生变化,我想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观察。

  首先,为什么定义要比是什么定义更重要。这是关系到我们这个行业的架构问题。如果说社会影响力投资,我观察到的是慈善机构谈的比较多,传统的资本市场,有比较相同或类似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概念,但给出的定义又不一样,叫PRI,就是有责任投资,或者是可持续投资,或者是ESG。

  我是这样看的,慈善行业的总资产量大概是1.5万亿美元,全世界,包括盖茨基金,全部加起来是1.5万亿美元。他们其中的一部分,社会影响力投资这个部分是200亿美元。资本市场所谓的ESG和PRI是这样的一个情况,ESG是20万亿美元的总量,PRI是1.3万亿美元,比较整个资本市场大概是330万亿美元,所以不管你是社会影响力投资,ESG还是PRI和资本市场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非常非常小。谈定义的时候要注意两个地方,一个是为什么定义,还有是谁来定义,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就是道德绑架,道德绑架的反面,就是“洗涤”的概念,社会影响力投资洗涤。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为什么要定义,定义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做社会影响力,并不在乎定义的是什么,更在乎的是为什么做这件事情,谢谢。

  慕林杉:一下子就让我们准备跳海的人先在岸上打一个预防针。我数学非常差,有很多数字我不敏感,为了今天这个论坛我做了一点功课。我查阅了中国投资的资金量,根据2015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固定资产的投资总额大于55万亿人民币,私募股权交易的金额大于1.2万亿人民币。如果有10%用于影响力投资这样一个领域,某种程度上对于解决中国当下的很多现实问题是被报以期待的。为什么应该把影响力投资放在这样一个重要的位置?这个问题交给台上的每一位嘉宾,因为各位既是投资界的强人,也是慈善领域的领先者,首先从邓锋先生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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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光创投董事总经理、慈善家联盟理事邓锋

  邓锋:我回答第二个问题之前先把第一个问题,关于定义的问题回答一下。刚才问我的时候我没有鼓掌,我没有跳,到现在为止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跳。影响力投资,要把定义搞清楚,如果不搞清楚那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事,在操作层面很难运作。从投资的专业角度看,怎么来衡量投资做得好不好?第一个问题,你无法衡量影响力多大。如果一个基金混在一起,考虑影响力的时候,很难区分哪个优先级更高。在现实操作上,我自己的感觉,影响力投资要定义很清楚的。第一个,它不是跟普通投资在一起做的,VC也好,PE也好,不是影响力投资。做普通投资的时候不能做坏事,要对社会有正的效益,关爱你的员工,缴税,关注环境的问题,这些都是企业应该做的,我认为这不是影响力投资,如果说这也是影响力投资,那所有投资都是影响力投资。我个人认为,影响力投资是特指用什么更好的方法,以公益为目的投资。不仅仅是慈善,公益和慈善又有区分。用投资的观念做以公益为目的的投资,比如可持续发展,比如说不能老亏钱,为了整个社会正向的发展,以公益为目的,包括职业化,专业化,这些都是以商业手段来判断的。我们必须要搞清楚什么是影响力投资,否则每个人都说自己做影响力投资,专业的人想得比较清楚,但是在投资圈里的人并不是特清楚,谁都在说我在做影响力投资,其实并不是特别清晰。比如说我们的投资人,美国的一些基金会,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根本没有说要做影响力投资,要满足ESG的要求。我觉得影响力投资就是为公益为目的的投资,只不过在运作方法上,要用商业的运作方法,雇专业团队,需客观的关注持续发展,关注团队强不强。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比美国还要低,刚才讲ESG有上万亿,私募1.2万亿,中国这个比例更小,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有的时候把所谓慈善和公益混在一起了,不是说这不对。我觉得慈善是应该做的,应该做得更好,但是我们如果把眼界打得更开一些,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大城市病”,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都是公益的事。今天讲的教育,医疗,环保,这方面可能考虑得更多一些,我们还有可以做得更好的。因为这不仅是钱的问题,更多的是怎么样来达到效果,可能比捐一个学校要复杂得多。如果问我怎么看,这方面下的功夫要更大一些。

  慕林杉:邓总一直主张捐赠不是公益的全部,要找到更有效的方法去推动中国的公益发展,刚才的言论非常实在,告诉我们在热话题之后要有冷静思考。醒生总,在您看来这个概念中的模糊的地带有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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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同投资创始合伙人、永续自然资源保护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慈善家联盟理事张醒生

  张醒生:我大概是中国第一批推广CSR的人,在90年代的中期,我当时在跨国公司工作,把CSR的概念引到中国来。那个时候在中国推广CSR和今天讲的社会影响力投资,大家的迷惑是一样的。当时有人说我把把公司做好,招了上万名员工,是不是就做好企业责任了?那个时候看问题特别的简单直白,但是后来发现不够,因为你对社会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在工厂生产的这一个方面了。今天我们谈社会影响力投资,某种方面跟那个时候宣传CSR一样,如果大家对这些东西都很清晰了,也就不用推广了。比如今天再宣传CSR就已经过时了。所以春江水暖鸭先知,下水没下水都已经在水边,脚上粘上了温暖,感觉到了。

  刚才谈的是道和术的问题,道大家都认同,大道至简。到术的问题,我非常同意邓锋的意见,如果做好事不可测量,不可评估,这个好事可能产出的结果是很难衡量的。其实也不难,我们看看20多年前,当联合国推出ISO标准的时候,尤其是来中国企业推广时,很多公司都是拒绝的。花钱让人家评论你,测量你,这让企业很不舒服。但是当他引入到这套系统以后,发现对自己的社会名望,公司的管理,社会尊重,产品的畅销,都带来好处,就自然而然把这些可测量,可评判可追踪的标准引过来。所以邓锋刚才说的问题我觉得在全球都会出现。现在全球已经有了测量标准,是第三方测评做的,认为具有社会价值,并且有社会影响力量的价值。比方说王会长(中和农信董事长王行最),他的中和农信应总也投了,TPG也投了,上上个月我们在深圳(TPG)把美国影响力投资衡量标准引入之后,对中和农信进行了数量级的测量,估出中和农信当时是36亿美元,王会长自己都觉得目前值那么多钱吗?这就是价格和价值不是对等的,价格一块是一块,价值很可能会被放大。

  我们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回想一下中国发展的40年中,除了从几千亿人民币的社会GDP到现在几十万亿的GDP数量的增长,我们人的价值观,思想,受到了多大的影响。我们对全球,对社会的理解促使我们能在今天在这里谈影响力投资。所以大道至简,影响力投资一定会成为未来投资界的“投资2.0”,不管用什么标准得引入进来,义利并举,纯粹的追求商业回报是商业投资,但是如果能够把社会价值带进来就义利并举。

  慕林杉:究竟义在先还是利在先?我估计不同的行业,大家给出的答案会有一点不一样。潮涌总,刚才有人持理性的观望态度,有人对未来和当下充满了温暖的期盼和拥抱,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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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利资本集团创始人、董事长,信中利公益基金会创始人、慈善家联盟理事汪潮涌

  汪潮涌:我不同意最早的说法,我们这几位不是影响力投资,或者说没有跳水,错了。国内有一个影响力投资的排行榜,30家机构,我们是其中一个。两周前北京PE协会有影响力投资榜,我们也是10家之一。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创投机构,挖掘他们的项目都可以找到有影响力投资的项目。刚才大家都讲了影响力投资的定义,我再重复一下,影响力投资的定义是三个特点,第一是要普惠,英文叫BOP,投资的项目所惠及的用户、客户是金字塔的底层。第二是长期有耐力的投资。第三是盈利和可持续性。符合这三点才是影响力投资,在西方专门指那些要防止灾难发生的一些项目,叫社会责任的一个投资,其实是有严格定义的,我们不能混合一谈,这三点是必须要强调的。

  拿我们自己机构投资项目为例,我举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本来生活,我们投了一个最早是做水果,专注于生鲜水果垂直电商的公司。他们的产品来源是遍布全国深山老林的果农,最重要的能力是能够把这些深山老林的产品通过15万家水果店卖到千家万户,其中还有很强的创造品牌的能力。比如说“褚橙”,大家都知道褚时健80多岁从监狱出来选择了一个时间周期最长的产品,励志橙子,卖的是情怀,同时又有非常强的盈利能力和社会影响力。那一片都可以用他们的品牌,现在不光卖自己果园的橙子,也卖苹果,大米等等。第二个例子,我们投的另外一个项目,叫“泽润生物”,做宫颈癌疫苗。大家知道宫颈癌疫苗在西方非常平常,但是在中国打不起,我们需要把价格降下来。他们的产品马上就结束了第三期临床,盖茨基金会已经跟他们定了6000万支,给非洲、孟加拉、印度,我们中国将会有千百万人受益于低价的效果也非常好的产品。第三个例子,我们投了一个叫“什马出行”,专门解决农村电商最后10公里的出行问题,就是电动车的滴滴版,也是一种普惠,把千村万户打通。这种投资既有商业效益,又有社会效益,而且我们选择期限最长的基金来投它,我们用的最多的是自有基金来投它,这样才不担心退出期限。国内的基金都是5年,最多7年,我们大力呼吁能够有长期资本来支持,所以前提是要拿到长期资本。

  慕林杉:关于投资这么专业的事,把影响力放在定语位置,会不会触及投资本身的核心问题?这就是“路径”要谈的问题。我们不是把义和利对立起来看,在义与利之间怎样平衡,是影响力投资要穿透的问题。在投资行业,投资回报为第一考核要素;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还要满足一个有责任的投资,去解决一些社会需求的时候,我们如何找到可实施的思路和可实施的办法,我想听听大家的想法。

  邓锋:如果把做普惠的,有耐心的,有社会效益的,都叫影响力投资,那所有医疗健康的基金全都是。把这个概念一扩大,谁都说自己是影响力投资。

  张醒生:看一下摩根史丹利出的那个报告。

  邓锋:这就是反对的地方,这种是无法评价的,刚才醒生讲到2.0投资,我觉得应该是投资的一个分支,而不应该是2.0。LP给你钱的时候,说你要产生回报,你说不是,还有影响力呢,但是怎么衡量?

  张醒生:其实LP有很多种,有的完全是资本,有的完全是大机构。

  邓锋:这是一个分支,2.0是大家都要去做影响力投资,如果把概念扩展了以后,带来的问题是很大的。商业运作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考虑怎么来衡量业绩。

  慕林杉:能不能用LP的钱让GP去做影响力投资,现在看来GP和LP之间没有办法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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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琦泓: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课题,邓锋说的主要问题就是怎么来衡量,怎么给出价格。用传统的投资方法,看财务报表马上可以给出价格,但是做社会影响力投资,它也有付出,但它的回报在财务报表不能全部体现出来。怎么来评估社会影响力投资付出?我是这样看的,邓锋说的财务报表那个价值,也是人创造出来的。跟大家说明一下,大家都知道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有达芬奇,但其背后也是经济的蓬勃发展在支撑。大家知不知道经济蓬勃发展的后面是突破创新。意大利人在文艺复兴的时候发明了复式财务报表制度,为什么我们不能发明新报表制度衡量社会影响力投资?

  邓锋:资本市场不这么看,我们投资是为了资本市场能够上市,投资人买股票的时候,看收入,利润。

  应琦泓:问题现在是存在的,但是我非常有信心会解决。我现在所有看到的,包括你们刚刚所讲的洛克菲勒IRIS,给我最大的信心是GSG(Global Steering Group)。GSG社会系数有两个报表,一个是财务报表,另一个是根据你的公司社会影响力表现来算一个系数,非常简便,可以使用,这就是其中的一个突破创新。

  慕林杉:需要大量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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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liott Donnelley:非常有趣的一个讨论,长期以来我们都在讨论这方面的影响力投资,但如果我们看一下全球的影响力投资网络,确实有很多影响力投资。其实投资的初衷是驱动社会回报和财务回报,传统投资的目标就是财务回报率,那跟影响力投资的定义就不一样。什么是卓越的投资者?之前你们集团可能最开始投资的时候并没有推动整个社会回报,但是投资过程中确实驱动了社会回报,可以把它作为整个企业治理。你们想成为一个好的公司,希望能够对股东和利益相关者负责,但是你们公司的成立初衷并不是驱动社会回报,你们主要是为了能够获得财务回报,所以这个初衷是不一样的。我们看一下问题的所在,中国在这方面的情况正在完善,未来20年里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政府会发生作用,还有慈善家会发挥作用,但是市场也需要发挥特定的作用。如果你是影响力投资者,主要关注的是你们的投资是否能够解决所面临的问题。你们想找好的投资,希望确保在社会上能够得到公众的认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获得财务收入。如果把自己叫影响力投资者,你们必须要有初衷。公司的义务是获得社会收益和财务收益,等投资者看到我们投资的时候,他们可以看到投资会带来的两大收益。比如说我们的初衷有一个目标是通过投资治理环境污染,这可能是其他公司忽略的,我们可以用投资来解决这个污染的问题。所以,我们有两部分资本池,一部分资本池是不需要任何资金回报率,投资回报率,可以投资金融资本来推动市场产生解决方案。现在政府也在使用各种各样的种子资金,减污染的技术,有各种各样的税收优惠,这个领域是很多公司没有专注的市场,因为很难带来财务上的收益。只能说如果你们成功的话,可能有很好的财务回报率。但如果你是影响力投资者,必须要关注现有市场上所有不同的机会,来进一步明确市场现在缺哪种机会,有哪些忽略点。比如就如何解决污染问题来说,我们在美国投了一个公司,其使命就是要找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好的技术,驱动二氧化碳减排。所有的投资都是专注这个领域,现在已经有17%到18%的债权投资,可以把这些捆绑到一起卖给银行,通过这样的机构降低新技术的成本,这种技术就可以在市场上快速的推广开来。他们主要的投资初衷就是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他们要进行创新,找到市场当中的缺口,就可以通过投资来弥补市场的缺口,从而进一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所以影响力投资必须要包含一个初衷。

  在金融行业,各种PE投资领域,如果只专注财务回报率,那你的机会就非常有限了。如果是慈善影响力投资者,可以看到有很好的创新,有很好的政府支持。在美国就有一个这样的公司,人们都把钱捐给这个公司,之后他们拿这笔钱到麻省理工学院和耶鲁大学来进行技术研发,之后他们根据自己的能力来进一步衡量哪个技术好,影响力投资者也会关注投资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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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林杉:今天的讨论很难作为标准答案,但其实讨论本身可以引发思考,影响和感召大家快点加入到影响力投资这样的事业当中去,我相信台上的每一个人都不是对这件事情持完全反对的态度,目前看我们还缺乏明确测量的标准和边界,但目标却是比较清晰的。

  接下来的环节就从汪潮涌先生开始。对于在中国做影响力投资,大家认为最应该解决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可以选一个关健词,比如在刚才讨论过程中隐含着内在的声音,对于中国的市场来说,现在好的项目在哪里?投资中介或者评价机构的系统在哪里,相应的投资设计,有效的执行,甚至包括退出的机制在哪里,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新的,我们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汪总您说一说您的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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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潮涌:我们公司有商业性的基金,这是我们的主业。我们也有高管利润分成,股票变现形成的公益基金,投了教育,扶贫等项目。作为商业化的投资基金来讲,我们非常看好我们的环保基金。它是专注于空气治理,土壤污染治理,噪音治理,还有固体废弃物治理。这个领域在中国是大有可为的,而且绝对是影响力投资,既有商业回报,又有社会价值。比如我们投了一个“绿创科技”,里面很多人是从英国回来的博士,他们在声学技术上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比如电厂形成的噪音,高压线形成的噪音,都是可以通过声学来解决。

  应琦泓:我们谈的这些问题,我对我们行业的未来乐观,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投资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信息不对称。我们辩论的东西,就是信息不对称的表现,如果能够在这个行业里做功课,能够解决行业里问题,它的投资回报率是要超过普通的资本市场,这个也是我们天天向上基金在做的事情。天天向上基金过去十年中专门投非银行的金融机构,我们批发资金给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去做普惠金融的绿色金融,我们给他们提供两亿多美金资金,算是微不足道。更大资金规模需要解决的是什么?刚才辩论的是衡量标准,我有一套衡量的机制,但是跟别人的投资机构衡量机制是不一样的,所以交易成本非常高。如果有突破创新,大家都有共同的标准化的衡量和估值机制,这样投资效益就会非常高,就会吸引传统的资本进入社会影响力吸引,现在没有,我们希望社会影响力能联合传统的资本,不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而是结合在一起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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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liott Donnelley:在1994年的时候,我上了企业社会责任培训项目,这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影响力投资和传统投资结合起来,向大家展示好的投资方式,可以带来更多的好处。我在斯坦福大学发表了一篇论文,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我觉得影响力投资有很多良好的意愿,但是要真正发挥成功的作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现在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来说,仍然有非常好的案例展示,真正有影响力的投资正给我们展示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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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醒生: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往外一看,全球都在发动“黄马甲”运动,为什么?经济发展到这种程度,怎么会出现那么剧烈的暴力事件?其原因就是因为社会的不公现象,社会的倾斜度越来越大。社会影响力投资在某种意义上就承担着填平社会缝隙的重大功能。我不想讲那么多理论,讲一个实例。最近一个礼拜,凡是在IT领域做投资的都会看到一块屏一个故事。三个年轻人,一个是哈佛毕业,一个是杜克大学毕业,一个是索尼爱立信,他们发现中国教育资源太不公平了,三线农村的孩子没有好的教育资源。我们也有做公益事情的,把老师请过去,但是非常辛苦,而他们就是要用技术手段来改变这个世界。现在学校不许孩子们带手机,但是这些孩子生下来就是在互联网的时代,在互联网的世界,在学校里把他们隔断是不舒服的,很多孩子就不上学了。我们要让孩子爱学知识,又要进入到互联网世界,他们创造了用技术完成所有知识的传播,叫“洋葱教育”。短短几年,现在全中国5万所学校引入,已经超过2000万学生使用,65%都分布在三四线以下的乡村,这是典型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案例。

  中国的春天快来了,2019年1月1号,中国政府关于慈善基金会保值增值的规定就会出来,中国每年有一千多亿慈善基金,过去不允许参与投资,现在这批钱要参与到投资,投到哪里去?炒股票是不可以的,一定要进入到社会影响力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模式中来。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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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锋:其实今天讨论的问题,不是该不该做影响力投资,大家已经做了很多年,更多的是怎么做。站在从业者,从操作层面来说,投资决策人不是1.0到2.0的升级,而是专门有一组LP,专门有一个基金,分开来做。这个基金既有社会影响力,也有商业投资,普通的VC,PE也好,商业投资就是商业投资,这个是分开做,从实际操作经验来说,这样才能做到。

  慕林杉:如果今天通过慈善家联盟,大家真的愿意专门投影响力基金,您愿不愿意投?

  邓锋:很难找到统一的LP的组,我只关注环保,他只关注医疗,或者只关注教育。很多人都在做,但又都不一样,我们要一步一步尝试,这不是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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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林杉:非常感谢!40年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家说的都是真心话,尽管观点有碰撞,但观点的碰撞就是真理越辨越明的过程。不管是在投资领域还是在偏社会影响、公益领域,有一种殊途同归的可能性。我们也得出一些共性的思考,例如未来要更多的创造信息对称的交流机会,无论是学习还是实践的机会;在影响力投资的视角,我们中国好的资本,看到的项目不应该只是在中国的,应该有全球的视野和能力。这个场景是值得我们去想象和期待的。困难就在这里,究竟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最后达成一个相对合理的发展之道呢?就交给台上的聪明人了,也交给台下的各位。

  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感谢台上几位嘉宾的真知灼见,也要感谢各位的聆听。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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