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慈善家论坛,徐永光、艾路明、蒋会成、蒋锡培等大咖纵论公益创新
2018-12-22 10:21:00     作者:中国慈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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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论坛1—公益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12月18日,首届全球慈善家论坛暨慈善家之夜,在北京柏悦酒店隆重举行。

  全球慈善家论坛(The Global Philanthropists Forum)是慈善家联盟(Philanthropists Circle of China,简称“PCC”)的开放性年度盛事。PCC的理事与各界领袖一起共话公益慈善议题。该论坛定位于汇聚全球慈善领袖的思想平台,讨论中碰撞思想,以创新驱动未来。

  首届论坛上,第一个主题为“公益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圆桌论坛,由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希望工程创始人、慈善家联盟独立理事徐永光先生主持。嘉宾:武汉当代集团董事长、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会长、慈善家联盟理事艾路明;美国杜克大学副校长 Wendy Kuran;海南第一投资集团董事长、成美慈善基金会理事长、慈善家联盟理事蒋会成;远东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慈善家联盟理事蒋锡培;知名演员、传梦公益基金会创始人孔维。

  以下为该圆桌论坛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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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慈善家联盟独立理事徐永光

  徐永光(主持人):这个圆桌论坛是关于公益创新和可持续,主要是围绕企业家,还有我们的明星。今天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是改革开放40周年的纪念日。今天上午人民大会堂召开隆重的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下午我们在这里举行全球慈善家论坛,什么意思?这叫做顺势而为,顺应潮流。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一个个人,一个慈善机构,他一定是要顺势而为,不能逆势而动。我们今天感觉到了一个非常高的能量,就是我们国家一定会顺势而为。那么慈善怎么顺势而为?我希望各位结合自己的实践,来谈谈慈善怎么顺势而为,而且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我们怎么能把慈善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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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当代集团董事长、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会长、慈善家联盟理事艾路明

  艾路明: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交流这个想法。这个问题本身非常结合今天这样一个情境,也非常值得探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已经40年了,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其实没有企业家,因为没有这样一个阶层,就没有企业家谈公益,谈慈善,所以对于企业家阶层的慈善公益根本就谈不上。正是有了改革开放,才有了中国企业家的出现以及存在。经过40年,我们今天聚集一堂坐在这里,可以讨论公益,讨论慈善。如何根据市场以及新的形势,用新的形势来推动公益,推动慈善。今天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

  于我个人而言,在公益慈善的路上走了30多年,我们企业已经开始做一些具体的事。我们比较早的认识到,不能光做捐款性的行为,而应该实际的参与,实际的花时间来推动某一个具体的事情。比方说当年做扶贫,我们更多的是自己亲身参与到一个农村的扶贫工作中去,以至于我在那里当了村委会主任,当了书记。然而这样做是远远不够的。2013年,我加入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在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我发现中国的企业家其实有一种更好的方式来从事公益,从事慈善,那就是凝聚企业家精神,留住碧水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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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路明在阿拉善SEE投入了自己80%的精力

  这里强调的是凝聚企业家精神,什么是企业家精神?除了很多经济学家、管理学家的定义之外,我们的市场能力,将稀缺资源效率最大化的能力,也是企业家精神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在它起步的时候就注意到,如何让一个环境问题通过一个可持续的方式,一种市场化的方式让它获得解决?比如说在阿拉善地区最早是做荒漠化治理,要治理荒漠化就要种树。当地种植量最大的树是梭梭树,通过种梭梭树可以让当地的老百姓参与到当地的环境保护中去。

  但是让老百姓每天种树却没有得到收益是很难持续的,所以企业家和科学家发现可以把梭梭树和肉苁蓉结合起来,把肉苁蓉嫁接到树龄三年以上的梭梭树的根部,长出肉苁蓉。肉苁蓉是一种很好的中药,农民可以通过种植、嫁接肉苁蓉获得很好的收益。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循环,那就是要保护好环境就要在当地种梭梭林,要种梭梭林就必须要让农民有收益,农民有收益就要嫁接肉苁蓉,而嫁接了肉苁蓉,他们愿意种更多的梭梭,愿意更好的保护梭梭,保护了更多的梭梭,整个荒漠化的治理就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

  所以凝聚企业家精神对我们来说,对于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来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方案。中国企业家的创新有许许多多,但在生态保护这样一个问题上,这种方式是一个值得推荐的方式。谢谢!

  徐永光:谢谢路明,他讲述了顺势而为,从一个村里带领村民脱贫,到现在做一个全国有影响力的企业家环保机构。

  Wendy,您跟我们讲讲全球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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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杜克大学的发展联席副校长Wendy Kuran

  Wendy Kuran:非常感谢能够来到这里参加今天的讨论,尤其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日的今天。我来自杜克大学,我们在中国创办了昆山杜克大学,以便同中国更好地开展交流合作与学习。在慈善领域,杜克大学有为中国企业家开设的高端慈善游学项目。游学中我们带企业家们去到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与tephen Heintz主席交流,他分享了洛克菲勒家族对慈善领域的开创性建设,同时,Stephen Heintz 对中国的慈善发展寄予厚望,认为中国的慈善家会进一步创新21世纪的慈善模型。

  慈善是个广阔的领域,今天我想主要就社会企业家精神,谈谈我的看法。社会企业家精神是指通过结合市场的力量和运用商业技术,来为改善社会创造可持续的影响力。在中国,我看到社会企业家以及慈善家他们相互影响借鉴,同步发展和进步。我想这可能是社会企业精神在中国的崭新诠释。中国有句话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社会企业家就相当于这样一个角色,他们需要运用创新方法“授人以渔”!

  谈到全球的慈善趋势,其中一个大趋势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对社会企业及其影响力,进行规模化的发展,如何能够把一些好的经验复制到更多的地方,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推广,惠及更多人。如果我们在谷歌或百度上来搜索“社会企业家”,我们可能会找到2000万个链接,全世界有很多人都希望能够“授人以渔”,帮助同胞、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但往往能够做出成绩、真正带来改变的的还是少数,而规模化地去解决或改善社会、环境问题,就更加难能可贵。

  这就好比是一家只在一个城市运作或者只销售一种产品的企业,虽然它也能够维持经营,但这种小本经营的模式并不能让人眼前一亮。社会影响力组织也是如此,他们的核心挑战就在于如何将整个业务模型的规模化发展,从而充分发挥影响力,为更多的人带来更大的改善。

  杜克大学有一个全球知名的社会创业促进中心,有很多基金会请杜克大学做一些研究,来探讨如何规模化、最佳实践方案是什么。这些系列研究和实践案例可以在杜克大学网站上找到(https://centers.fuqua.duke.edu/case/)。我们也发现在促进规模化发展上最重要的是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资金与资助策略,人们正在形成共识,把资金和资助力度与项目表现相挂钩,按照预先设置的目标和里程碑来衡量项目效果,决定资金额度。

  二是如何使用数据和信息来衡量项目表现,理解和管理项目,并指导决策。

  三是战略,决定怎样的项目需要被规模化至关重要,这也取决于对客户需求的洞察。如同商业里类似的原理,我们需要提供人们需要的产品、服务或帮助。必须要了解服务的客户的需求是什么,如何满足他们的需求。

  四是合作伙伴关系,我看到在中国,这种合作的氛围非常好。有很多慈善家他们都通力合作,比如说今天我们集合了这么多慈善家在这个会场,这就是一个合作的典范。在合作上,不仅仅是横向,也需要纵向合作,需要和这个领域的专家和其他相关组织合作,也要与政府、企业、教育机构等合作。

  五是人才,要找到合适的人才。吸引、培养和留住人才,大量合适的人才这对规模化非常重要。

  徐永光:您的信息量非常大,希望以后您能专门给我们这些企业家开课。特别感谢她刚才特别讲到了规模化,当我提出公益要规模化时受到很多人的批评,他们说公益就要小而美才好。但是您让我们在Google上搜不到,我们只能在百度上搜。

  下面请蒋会成先生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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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第一投资集团董事长、成美慈善基金会理事长、慈善家联盟理事蒋会成

  蒋会成:中国改革开放40年,我自己印象中,中国的公益事业发展在这40年中大概有十到二十年的时间。近几年来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基金会有7000多家。那么在蓬勃发展中如何来创新呢?沈国军还有徐老师把欧美上百年家族传承的慈善组织请到中国来,与我们一起交流。咱们在学习国际上如何做公益慈善的同时,也要考虑到中国的公益该如何去创新。

  我们自己成立慈善基金会也有八年多的时间,经历了很多创新,包括项目创新、管理创新、组织创新、募资方式的创新等等,但还是觉得创新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一直在这个路上探索。

  举一个我们自己的小例子,好多年前徐老师在80年代发起的希望工程在中国可以说深入人心,家喻户晓。我们也在一二十年前响应这个号召,花了很多钱在海南当地建了几所希望小学。后来过了大概不到十年的时间再去看的时候,学校全部都荒废了,甚至还养猪、养羊了。这就是社会整个变化、变革带来的公益项目的改变,徐老师创办的项目已经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不能再用传统的思维去盖一个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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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春节期间蒋会成(左一)回访探望事实孤儿。

  所以后来在创新中,如何在软件上多投入,如何发现贫困人口,如何在政府关注不到的地方去创新…这是我们以后主要的发展方向。于是,我们便发掘了一个事实孤儿项目。孤儿是纳入国家保障范畴的,但比如说父母双方都在坐牢,这个国家是没有抚养费的。我们把这个发掘出来,跟全国十几个省合作,把这个群体纳入民间组织的保障。当时发起这个项目也希望这些事实孤儿能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幸运的是国务院去年把这个项目也纳入全国的工程。这也是我们搞慈善组织的最大心愿,通过民间力量发掘出这些弱势群体并引起国家的重视。所以我们也希望在同行之间交流,跟国际组织交流。

  徐永光:会成兄就讲到了慈善的创新,在政府还没有关注、企业没有关注的领域他去做,最后政府买单,政府接走了,非常棒。

  下面有请蒋锡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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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慈善家联盟理事蒋锡培

  蒋锡培:很高兴来参会,作为慈善家联盟的成员之一,33年前创办企业的时候其实就是为了养家糊口,到现在企业算是比较成功。有所成就以后,一路就把我们的产业事业当成是1,后面我们就发展教育事业和慈善事业。我们是目前中国安置身障人士最多的企业,11000个员工有1562个身障人士。中国有8300万的身障人士,相对于正常的家庭来说他们都是非常困难的家庭,困难的群体。我们党和政府还有相关的政策要求每一个企业都要安排这些人,至少1.5%,100个员工里有2个。但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身障人士很少有平等就业的机会。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规定,就是只要身障人士能够胜任这个岗位,就要优先安排他们,不管其他人学历多高,能力多强。我们所有的员工每年要做一件好事,要当一天义工,在公司里面要同等对待员工,这些是理念上和制度上的安排。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每年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至少帮助3000-5000万身障人士获得一技之长,让他们找到工作,这些确实需要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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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锡培表示,远东集团是目前中国安置身障人士最多的企业,11000个员工有1562个身障人士。

  11年前,我们成立了首个关注身障人士的基金会,每年都有很多类似的活动,同时也和其他的慈善组织机构融合,如何更好的把公益慈善事业做好。因为做企业就是一个大公益,能够更多的为他人的利益设想,更好的帮助到别人。就像习总书记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社会的价值都是由少数人创造的,但是创造价值以后如何来更好的分配价值,更好的用好财富,能够使得这个社会更和谐,而不是如此多的冲突和矛盾,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作为企业家,要向慈善家转变也是不容易的。因为做好企业是我们的前提,我们有了能力,有了条件,能更多的安置就业。中国政府把就业放到第一位,没有就业就难有和谐,难有稳定,难有美好生活。我们还很年轻,至少说还可以干好多好多年,把企业做好,同时把教育事业也要做好。远东大学是5600多所企业大学当中的十大商学院之一,我们每年会有很多的教育成果,使得远东的人和所有跟远东有关联的人能够建立心与心的联系,能够真正牵手,一起服务民众。再加上公司也有很多外界联系,跟其他的慈善组织互相取长补短,这样使得公益慈善事业能越做越好。我相信绝大多数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他不光只有家国情怀,更有家国天下,一定能够用自己的智慧、能力、能耐为社会做更多的贡献,期待明天越来越好,相信明天也会越来越好。谢谢!

  徐永光:谢谢锡培,企业在实现商业价值的同时保障大量身障人士就业,还办教育,他这个企业融入了有良知的企业文化。像这样的企业,在国际专家们的眼中,就像是一个社会企业了。而且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锡培在讲身残人士,他这个表达是很有讲究的,因为我们一般脱口而出残疾人,他不会说这个话。谢谢锡培!

  下面有请孔维,我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讲明星慈善,题目叫“星光灿烂慈善”,明星慈善有特殊的功能,从你做慈善以及对慈善的观察,怎么样顺应这个大势,发挥你明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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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演员、传梦公益基金会创始人孔维

  孔维:谢谢永光老师!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以某基金的创始人身份出现,一开始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做公益做这么久,虽然我做公益已经17年,但我开始做传梦公益基金的时候是因为一则恶性的留守儿童事件,让我开始关注留守儿童。今天我想跟徐永光老师说,其实我们的工程叫“资教工程”,意在整合更好的教育资源给到乡村儿童,我们还资助乡村老师。那个时候说前方有一个希望工程,是给乡村孩子改善学习硬件设施,同时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支教,支持的支,也有很多青年朋友走进山村教育,后来我们发现支教也许并不是那个最适合改善乡村孩子教育的方式,所以我们的项目结合实际情况和自身特色起名为“资教”,“资”也是取“支”的谐音,而且这个资又有这么多的意义、含义,同样我们也对这个项目抱有很大的信心和期待,希望它能像永光老师的“希望工程”一样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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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开始的想法很简单,能不能捐点钱帮一下这些留守儿童。后来发现乡村最缺的不是物资,是教育。当然物资也缺,但什么是刚需?最早我们招老师,我周围很多朋友都说我疯了,况且国家有教委,有教育局,你越俎代庖的行为甚至有些可笑。后来发现一开始只想照顾那一个学校的孩子,去教育局招老师,教育局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我帮你招来老师,你跑了怎么办?所以他们也不支持。我去教育局像个傻子一样站在那里,人家又不认识你是谁,斜着眼睛看你,问你是干啥的?明星的身份根本不起作用。我们现在可以跟贵州省厅的领导坐在一起探讨我们的项目,这算是创新。慢慢我们可以借助政府的力,最后政府接棒走。我也听过永光老师说过很多,比如我们把社会痛点这个脓包挑出来,先身体力行的去做,我也是这么做的。我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有两三年完全没有接过任何的戏,就是一头扎进去了,很用心。可能我从小就喜欢孩子,我在大山里跟那些孩子在一起感觉很幸福,突然有一天觉得好久没人找我拍戏了,才意识到原来我用心做这个项目做了这么久。所以今天才有资格坐在这里学习,坐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们小而美的公益项目。

  虽然我们的项目规模不大,但去年也举行了“百校计划启动仪式”。一开始先由小而美,慢慢用心扶持起来,才可以走向更远。现在“资教工程”已经跨越两省,五年以后可能我们会跨更多的省市,能够惠及更多的孩子。谢谢!

  徐永光:谢谢孔维,她是真的找到了痛点,现在去支教真的不需要再建什么学校,但很多机构还在这么干。农村缺优秀的老师,还要给为老师培训,甚至能有一些耐下心来的志愿者给孩子们服务,这是最最需要的。

  孔维:我们发工资,我们做培训,我们招募。

  徐永光:非常赞赏。

  接下来再问Wendy一个问题,我经常很困惑,中国一些商业精英人士做公益的时候,一些公益的创新模式不怎么被接受。很多人说我们是商业精英人士,但做公益就要纯。美国是怎么样的?商界精英、投资界的人士进入公益领域,他们有什么表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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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ndy Kuran: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想通过以下几个例子,谈谈美国企业家进入公益领域做慈善时的不同进入方式。

  一个例子是沃伦·巴菲特。巴菲特说我想做公益,我充分相信比尔·盖茨,我把钱捐给他就行了,具体的我都不过问。

  第二个例子是大卫·鲁宾斯坦,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慈善家,捐赠的领域非常广泛。他做慈善的方式是先捐钱,再提供一些专业的支持。他是杜克大学校董会的成员,也是很多机构的理事会成员,他通过进入公益机构的理事会向这些组织和行业传授好的管理经验。

  第三个例子是迈克尔·布隆伯格,他是彭博新闻社的创始人,他做慈善的方式是比较独特的。他在担任纽约市的市长时,建立了彭博慈善基金会,把个人的财产、基金会的钱和企业捐赠都合并到一起,关注的主要是公共卫生、教育、环保、文化艺术这些领域,他根据自己在城市和创新方面的特长,发起了“美国城市倡议”。该倡议不仅向城市进行捐赠,也为市长们提供了一系列免费的咨询服务,把最先进的经验和知识带给他们,迄今他们已经和20个国家的480个城市开展了合作。

  第四个例子是盖茨基金会。比尔•盖茨和梅琳达•盖茨不仅捐赠了大量的钱,也利用他们的商业头脑来驱动数据和指标,这推动了整个领域的发展。他们把微软的商业原则用到慈善事业当中,那就是找到一个领域、一个地区最好的机构和专家,不管是医疗领域还是全球健康领域。梅琳达•盖茨是杜克大学的校友,当我们的全球健康研究所(全美排名第一)找到她,希望她做捐献的时候,也经过了一系列的评估程序,以确保满足盖茨基金会的标准。即使杜克大学是梅琳达的母校,他们也要这么严格地筛选。

  第五个例子是扎克伯格,他是FaceBook的创始人。他曾捐了2亿美金用于改善美国新泽西州的教育系统,但是并没有成功。因为他过于自信,不够了解教育系统到底是怎么运作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有很多的利益相关者。现在他吸取了经验,他和他的夫人建立了一个公益基金——扎克伯格-陈计划(Chan Zuckberg Initiative),涵盖了更多领域、更加灵活,并将投入他们所有财富、联合众多非盈利及其他机构,共同合作解决重大健康及社会挑战。

  最后一个案例大家不一定听过,但是被很多人认为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慈善家/非营利机构。史蒂夫·乔布斯的夫人Laurene Powell Jobs创建了非盈利组织 the Emerson Collective,她为人非常低调,很多时候是匿名捐赠(这些方面很像中国人),团结了教育、媒体、移民等她所关心领域的领导者,把他们凝聚在一起,共同来解决重要社会问题。

  全世界还有很多的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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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永光:Wendy有一肚子的案例,我稍微点一下,第一个案例讲的是投资的模式,能提供一个种子的基金,没有一个是捐款的;第二个案例是用一种杠杆基金改善一个城市的规划;讲比尔•盖茨,他其实是一个慈善的风险投资,很多专业力量投入;扎克伯格原来捐钱错了,现在变成一个慈善的公司来运作,他要做足效率。非常好,谢谢Wendy。

  会成做商业做的非常优秀,做慈善也是一流的,一弄就弄了一个5A级的基金会,而且非常创新。我希望你讲讲,做商业和做慈善里面能不能找到一个共同点?是不是可以做到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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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会成:我自己的一点理解。第一,一个企业家把企业做成功其实就是最大的公益,这个公益本身包含了对职工的工资、国家的税收,对客户的服务,尤其这家企业是环境友好型,我相信就是一个很好的公益。这是我对企业的理解。

  第二,现在很多企业家他从事的商业行业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公益基础,比如像锡培从事的教育,比如像我现在正在从事的医疗和养老事业,本身就具有公益性质。在处理商业和公益的道路上,我自己是特别希望以企业化的运作来做公益,以公益之心来办企业。具体来说,就像医院,这几年每年我们把收入的一部分捐给了成美基金会,利用商业的收入,帮助那些贫困人口承担所有的费用。我们用慈善的基金100%报销,甚至还给他们解决来回的路费。如果还有剩余,我们会把这一部分钱用于为有困难的人群做肿瘤筛查,肿瘤筛查不仅有益于个体,同时也有益于国家医保费用的开支,从国外的治疗来说,投入1块钱的筛选,能节约10块钱的医疗费用。从我自己的角度,我特别希望从事的行业是有公益性质的行业,也希望有公益性质的行业能结合好商业与公益之路。就是刚才说的那句话,以“企业运作来做慈善公益,以公益之心来办好企业”,谢谢!

  徐永光:对于蒋会成来说,商业和公益完全融在一起了,分也分不开了。他在海南建了一个全国最大的肿瘤医院,那边的空气好,而且他的医疗条件是世界一流的。

  锡培,最近《中国慈善家》在研究怎么样把慈善家推出来,甚至要做排行榜。从你的切身感受以及你的判断,这种慈善家的排行榜应该怎么排?用什么条件来排?光靠钱行吗?靠谁捐得多还是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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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锡培:可能有很多维度,你帮到多少人,你解决了多少问题,你做了多长时间等等。至于要说要不要排,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多企业家、很多慈善家他做慈善压根儿没有想要在慈善榜上排名,就是发自内心的想帮助,就看到别人好他就高兴。我们做了33年公益慈善事业了,最早2位身障人士是我们的员工,那个时候我公司只有28个人,现在公司的残障员工在15%左右,他们确实是发自内心的感谢。我们原来是访贫问苦,后来是帮助他们就业,现在还帮助他们创业,如果有能力有条件,愿意去创业的,像盲人按摩店等等,还有远东创业一条街,多个城市都有这样的机构。因此,关键还是要精准慈善,精准创业,如果中国8300万身障人士他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我相信这个社会才是真正的和谐。

  徐永光:谢谢锡培,他提出了一个不同看法,要不要排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非常好。

  孔维,有一个问题希望你发自内心的说。一般听到有人做慈善,很多人马上就说这个人真是有爱心,一定会这么说的。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做慈善一定有某个东西激发了他,刺激了他。什么东西刺激了你,让你能够这么乐此不疲的投入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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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维:2001年我大学刚毕业,很偶然一个机会帮一个白血病孩子筹到10万块钱。17年前这笔钱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是我觉得我没做什么居然就达成这么伟大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一直激励我到现在。但是要说做我们这个项目的缘起,那是因为五个留守儿童死在垃圾筒里的新闻。这是一个贵州的新闻,刚好我也是贵州人。我带着帮助这样孩子的愿望回到家乡,很多机缘巧合让我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几乎每个学校都有一个地方你能看到,孩子们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脱离贫困的家乡,而是为了让家乡脱离贫困。这都是因为我从心而发的一种感受。

  大家都是企业家,但我其实是一个心蛮大的人。当初为那个孩子凑那10万块钱是因为他得的是一种罕见的白血病,据说在中国的发病率非常之高。我就想如果可以把他救好,那在医学上就会有一个很大的突破,我真的是因为这个去凑的钱。今天做教育也是这样,教育直接影响的是人,尤其是孩子,我们希望中国会更好,希望我们国家的经济会更发达,如果教育跟上,其实我们是在为经济打基础。虽然说的有点大,但是我内心就是这样想的,很多地方都需要去投入,我看到了,我伸手了,就停不下来了。

  徐永光:这也是顺势,内心驱动着你,而并不是一定要表扬你,你才做。非常好,发自内心的。

  最后一个问题,路明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和基金会真的是中国的一个奇特现象,甚至在全球也是奇特的。但是有人说不就是俱乐部嘛,慈善家的俱乐部,或者说它也是一个学校,是一个创新平台,请你给我们做一个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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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路明:这三者的关系应该这么说,首先它是一个创新的平台,在阿拉善最早一批企业家,像晓光,张树新、王维嘉、陈东升、郭广昌,他们带来中国这一代企业家某些观念的改变。他们在一起并不是为了互相交流,因为他们已经有企业家俱乐部、亚布力,已经有很深刻的交流了。他们看到中国的企业家不能只是推动全球发展,也应该关注全球关注的问题,比如说环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创新的平台,是面对某种公共问题的创新平台。但是随着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这些年的发展,从2004年到现在已经14年了。大家一直在想,这批企业家在推动这样一个事情,人够不够?其实是不够的,他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特别是年轻的企业家加入进来,这样一来就有一个培训的需求,有一个教育的需求。所以它也是一个教育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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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6月,一批企业家在阿拉善沙漠成立阿拉善SEE生态协会。

  今年,我们成立了阿拉善SEE环境公益学院,就在阿拉善盟注册的。每年在学院里面开展各种不同的课程,既能够帮助企业家成长,也能够帮助环境公益组织一起成长。通过这样一个方式,企业家能够加入到环境公益组织中去,环境公益组织能够和企业家共同推动公益事业发展。至于企业家俱乐部这个事情,大家一起来做公益,在公益中间互相了解,能够平等的对等,自然而然会成为非常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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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永光:非常好,谢谢路明兄!本次论坛几位嘉宾对话非常给力,我最后讲几句。我吃公益饭吃了30年,但是刚才一听,他们做公益慈善都超过了30年,把我惊到了。今天佩姬女士给我们讲了洛克菲勒家族,让我们认识到一个更震撼的概念,一个慈善家族他们能够改变世界!洛克菲勒家族给我们人类创造了128个诺贝尔奖,芝加哥大学出了91个诺贝尔奖,主要是经济学的;洛克菲勒大学贡献了36个诺贝尔奖;还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绿色革命,解决粮食问题的项目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现在仅洛克菲勒家族就给我们人类贡献了128个诺贝尔奖。中国的慈善家们,我们也要这样投入做慈善,为中国创造出有慈善家创造出来的诺贝尔奖。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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