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杨澜:做公益单向是怜悯,双向才是关怀
2018-10-15 10:05:24  来源:《中国慈善家》2018年8月刊   作者:张霞 撰文

原文标题《杨澜:寻找真正的公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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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 阳光媒体集团主席、阳光未来艺术教育基金会创始人、理事长

  艺术教育不是奢侈品

  《中国慈善家》:美育教育落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杨澜:爱的表达如何和最后的实际需求达成匹配,不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是我们一直在努力探讨的问题。当我们把基金会定位于教育,我们就意识到,投入教育决不是仅仅投入资金,更需要技术投入。所以我们没有急于追求迅速扩大规模,而是静下心深入到一线去做调研,了解目前的发展阶段和主要的挑战是什么,了解学校、老师和家长的真实需求。

  当我们了解到美育工作的薄弱环节主要是教学内容需要配套研发,师资配置不达标,资源有待整合利用等软实力的问题,我们认为应该去支持研发那些能够将教育理念应用于教学一线的教学内容和方法。由公益组织做一些着眼于“发展”,有前瞻性的落地的实践探索,相对于政府和市场投入更为适合。这就是我们开发和运营的“爱的启蒙”美育教学实践项目最初设计时的初衷。

  艺术教育作为一个有效手段,去达成美育目标,既是项目重点也是难点所在。如果仅仅是教孩子画画的话,那就停留在一个简单的技术层面上了。而“爱的启蒙”立足于促进儿童的情感发展和心灵成长,第一,教孩子学会欣赏,有审美;第二,学会发现和表达;第三,从小培养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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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培养孩子的情感素养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尝试和探索,比如“爱的启蒙”的主题单元,爱生命、爱父母、爱家园、爱生活、爱梦想等。和孩子们分享爱是什么,就会有孩子画他在打点滴时,妈妈坐在床边安慰;也有把爸爸妈妈送外卖、换灯泡的工作场景画出来的。

  著名文学家、哲学家席勒在《美育书简》中提出:“美育和德育造就合格的公民。美育让个体生命的成长更加和谐,并促进社会的和谐。”这一直感染着我。

  《中国慈善家》:应该是在1985年5月,邓小平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素质教育这个概念,但目前,素质教育好像还是很难落实到执行层面。

  杨澜:随着这些年全社会对于素质教育的认知发展不断深化,促进素质教育发展的途径更加清晰了,素质教育实际是要通过美育教育来实现的。如何在教学环节落实国家提出的美育教育理念需要很多实践,我们希望在这方面做一些创新性的探索。在“爱的启蒙”项目的课程设计中,我们特别注意像皮影戏、剪纸、泥塑等我们民族文化的传承,也会让孩子们去看印象派,看世界经典艺术展览,到798去欣赏当代艺术。

  孩子的眼界很重要,接触优质文化艺术资源越多,自身的创造力就越容易得到激发。像我们有“阳光未来少年艺术团”等观摩项目,每年组织差不多1万左右人次来自于农村乡镇的孩子,去国家大剧院、美术馆、画廊……看木偶戏,看话剧。

  同时,我们也会配套升级学校艺术教学活动所需的硬件设施,比如一个标准教室的建立,课桌椅的规格与材质,怎样才能满足儿童的安全、健康以及活动需求,我们都经过精心设计,在预算、采购方面正在逐步做到标准化。

  公益组织在动员社会资源及达成和市场、政府的三方合作方面,有一定的灵活性,能够比较快速地去做这种探索和实践。现在我们所有的项目都是与学校合作,做示范学校,模型成熟之后再向政府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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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慈善家》2018年8月刊封面

  《慈善法》还有待细化

  《中国慈善家》:在你看来,目前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还面临着哪些挑战?

  杨澜:制度和机制方面,现在还是比较粗线条的。我记得曹德旺先生在2007年便向福建省委表达了捐赠股权成立基金会的想法,但按照当时的《基金会管理条例》,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必须为到账货币资金。中国还没有通过股权捐赠成立非公募基金会的先例和相关法规流程,因此,他的“河仁基金会”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注册、纳税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等诸多体制性障碍。

  社会企业是在全球非常流行的一个概念,它是指不以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企业,投资者拥有企业所有权,企业采用商业模式进行运作并获取资源,但投资者在收回投资之后不再参与分红,盈余再投资于企业或社区发展,以解决社会问题,增进公众福利。但目前在中国的工商登记里,还没有社会企业这样的类别。

  过去还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基金会的人员行政开支不能超过10%这样一个固定比例。对此,业界也有争议。对于一些超大型募款型的基金会来说,这个比例并不低,但是对很多执行、运营慈善项目的公益组织来说,这个比例又过少。在国外,一般达到25%左右,是一个相对合理的范畴。所以,用一个整齐划一的比例,来界定所有基金会的运行模式,这一点未来也是可以进一步探讨和调整的。《慈善法》的出台令业界十分鼓舞,但其中也还有需要更加细化的地方。

  《中国慈善家》:你认为,中国人对待财富的态度上,这些年有变化吗?针对中国的财富阶层,你认为需要哪些慈善文化的倡导和引领?

  杨澜:中国其实是一直有回馈社会的慈善文化的,但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说地域的局限,常常就是回到自己的村子,修条马路、盖个医院,有非常强的故土情结。

  我觉得第二、第三代企业家,或者家族传承人,视野是更加广泛的,他们会知道,在非洲做些什么,在拉丁美洲做些什么,哪里有一些全世界的好的案例可供参考,可以怎么来做。对于互联网的使用他们更加娴熟,知道怎么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慈善的创新,比如他们通过互联网筹款,聚拢很多的资源。还有,我看到有一些家族中,如果有几个子女的话,可能会有一个主要的人,专门负责公益和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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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向是怜悯,双向才是关怀

  《中国慈善家》:这么多年来,公益给你的人生带来了什么改变?

  杨澜:公益事业差不多占到我工作时间的四分之一左右吧,这是一个直接的改变。

  第二个改变,我觉得是获得了很多的激励和感动。2008年我们在汶川建康复中心的时候,遇见一个八九岁的女孩子。她有一只胳膊在地震中被压断,做了截肢手术。她陪我参观康复中心的时候,我问她,伤口现在还疼吗?她说,过一阵就要疼了,因为骨头就要长出来了。我突然意识到,对啊,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骨骼都是在生长的。每过一段时间,她就要再做一次截肢手术,她的伤口是一直要经历再创伤的。

  这个孩子跟我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的眼泪一下就下来了。她要承受这么大的痛苦,接受命运这么残酷的一个挑战,却有这样的定力和勇气,我特别感动。如果你没有亲身接触到这些孩子,就不会有这种感动,你可能会觉得提供一个跑步机,或者一个按摩室,让她能够重新运动起来就可以,但其实她要承受和经历的东西,才会是给你莫大激励和感动的。

  《中国慈善家》:结合你的这些经历,你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可有让你印象深刻的参与公益的故事?

  杨澜:我希望他们是有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的梦想和热情的人。我们不是靠出生环境来界定我们是谁的,是以我们要追求什么样的梦想来定义的。作为母亲,我不会为他们规定某种专业或者职业上的取向,希望他们能够顺应自己的兴趣爱好,发挥自己的潜能,自由地追求梦想,哪怕这些梦想可能不是那么实用,不能马上带来回报。这是父母能够给予孩子的最好的礼物。

  我儿子上初中的时候,跟着我一块儿去了一些特殊学校(智障儿童的学校)。因为他比较喜欢绘画,就在那边教那些孩子,完成了将近10节课的教程,小老师和那些小学生之间最后也建立起特别亲密的感情。有一天我看到他在一个活动报告中写道:“我在他们眼里看到了单纯和信任,这是我们在社会上常常被忽视掉的。现在更多看到的是冷漠和距离,但在他们眼里我看到的是热忱和纯真。”他说:“经过练习,他们从一开始只能画一些特别简单的线条到后来可以有非常丰富的色彩,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我看了以后很感慨,关怀肯定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那些孩子不希望得到同情或者怜悯,他们需要乐趣、需要被爱护和陪伴。单向是怜悯,双向才是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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